第一张大字报起于何时，大概是很难考证的了。但可以肯定，大字报并不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从古到今，从西方到东方，举凡张贴在公众场合的大字海报、告示、通令、传单、标语口号、表扬稿（或批评、检讨）、商品广告，……都可以说是大字报。然而，赋予大字报以特定的政治内涵，使其成为一个流行于世界的专用名词，却无疑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毛泽东说：“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不论我们喜欢还是厌恶，也不论我们是带着感情色彩还是用理性的眼光去打量，作为“破”的最主要的一件工具，它本身已经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立在了人类历史的进程中。

而即使是这样一种有专门政治含义的大字报，也不是文化大革命的发明。早在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号召全民帮助共产党整风的时候，一部份人，主要是知识分子认为“和风细雨”已不能解决什么问题，要求实行“大鸣大放”。毛泽东当即肯定这一要求：“群众创造了一种革命形式。群众斗争的形式就是大辩论、大字报。……在我国条件下，这是一个有利于无产阶级而不利于资产阶级的形式。”于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成了那以后历次政治运动的主要方法，简称“四大”。文化革命不过是将这“四大”推向极端和高潮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