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综复杂的政府机器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平衡轮”。大清国的洋干部、美国人马士在他那本著名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认为：“一般人认为如果恭亲王不死，可能会挽救国家很多的不幸。”《泰晤士报》驻华记者濮兰德认为“恭亲王的死是一件严重的事……如果他还活着，或许不会有义和团乱事”，这是1900年义和团一八国联军动乱后，西方人的普遍观感。

对于恭亲王的地位，美国外交官何天爵曾在恭亲王最后一次复出时（1894年），有过精彩的论述。何天爵认为，只有恭亲王才能“为帝国政策带来改观和进步”。他认为，恭亲王是精通东方外交艺术的老手；他总是将外交对手放在假定的情境中去认真研究，而不是放在具体的问题上；他既高傲又谦和，既粗鲁又文雅，坦率而有节制，有时办事迅速有时拖拉磨蹭，显得既有耐心又脾气暴躁－－－－所有这些特点都根据他的需要，按照角色的变化随时转换使用。他成功的最大秘诀在于他能够事先判断出需要妥协的时机。他不断转换而具并不说明他是个优柔寡断之徒，隐藏在众多面具之后的他在认真琢磨着对手，判断对方的意图政策，再决定自己的对策。在最后时刻来临之前，他丝毫没有妥协投降的迹象，积极对付，毫不屈服。正当他的对手集中全力要发动最后一击的时候，对手会发现他突然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满脸微笑的谦卑的伙伴。作为所谓的“防御外交政策”－－－－中国迄今为止只有这一政策－－－－的领导者，恭亲王显得出类拔萃。帝国中还没有人像恭亲王那样明白帝国可能的未来和帝国自身的弱点。帝国活着的人中还没有人像恭亲王那样富有经验，担当重任……实际上，在他的整个政治生涯中，恭亲王是政府政策制定的主心骨，也是执行这些政策的精明强干的政治家与外交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