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销之难缓也”，“约同兵、工两部蠹吏”，密遣亲信到战区各省，秘密地“与各该省佐杂微员中狙诈狡黠、向与部书串通又能为管库大吏关说者，商议报销部费”，“部费”的盘口也都开出了。

当时担任户部郎中的王文韶，向中央提交了《请免册报私议》，建议中央免除册报，以免各地借报销的名义“徒滋扰累”。兼管户部的倭仁十分赞赏，就拉着王文韶，起草了一份详细的报销方案，将繁琐的“造册报销”改革为简便的“开单报销”，即带兵将帅只要提供一份开支清单即可。主持中央工作的恭亲王对此也深表赞许。

恭亲王所顾虑的，也和倭仁、工文韶及前线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们一致：按照老制度报销军费，不可为、不能为、不敢为。军事行动旷日持久，长达数年，账日难以核查，此为“不可为”；镇压太平天国，中央基本不提供军费，都靠各支部队自行就地解决，从情理上说，如今要他们报账似乎过于刻薄，此为“不能为”；而面对百战余生后的骄兵悍将，要层层追查他们的经济账目，弄不好就会激出兵变，此为“不敢为”。

恭亲王和两宫太后都是明智的，在那份“都中人十欢声如雷”的中央文件中，同意“所有同治三年六月以前各处办理军务米经报销之案，准将收支款目总数分年分起开具简明清单，奏明存案，免其造册报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