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形象，令改革者寒心：如此“掇拾浮议，辄据无稽之词，妄相牵掣，必致商情涣散，更无人起而善其后矣”。

这一事件，看似围绕着招商局反腐败斗争展开，其实无非是以反腐为武器的权力斗争。李鸿章在大清改革开放中的地位，毕竟是无人能够替代的，经过儿番回合，此事最后以盛宣怀调任别处而了结，其中所涉及的挪用公款进行股票内幕交易、蒙蔽沈葆祯出资及收受巨额“中金”等，都不了了之。

盛宣怀出局后，招商局在唐廷枢和徐润等商人的管下，推行所谓的企业化管理。当唐、徐二人在管理的借口下，要求完全商办时,曾经积极主张商办的李鸿章却大为起疑，并迅速将盛宣怀“以创始蒙谤之身，奉维持整顿之命”派回招商局清理清查。这一查，果然查出了大问题：唐、徐二人大量挪用公款，用于私人炒股、炒房地产。

李鸿章亲笔批示：“……唐、徐二道，因开平、承德矿务，擅自挪移局本、息款八十余万，几致掣动全局，实有应得之咎。即添造金利源码头及南洋轮船两事，川款一百二三十万之多，亦属铺张太过，毫无成算，＿直是锐意周利贪得，自贻伊戚，危险之至。”指责他们铺张浪费，挥霍公款。至于徐润在上海炒楼，李鸿章认为他不仅挪用公款，而且利用招商局的信用担保，从金融机构获得贷款高达170多万两之巨，如今不得不抛售套现以归还公款，对公司的声誉造成巨大的损害，“似此周利贪得不顾其后，殊为可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