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庶足相持。”“南北洋滨海七省自须联为一气，方能呼应联通。倘如西国办法……有内地火车铁路，屯兵于旁，闻警驰援，可以一日千数百里，则统帅当不至误事。”

李鸿章甚至还提出，铁路是商战的关键所在，“军国之大利也”。他分析道：“既不能禁洋货之不来，又不能禁华民之不用……若亦设机器自为制造，轮船铁路自为转运……我利日兴，则彼利自薄，不独有益厘饷也。”

根据李鸿章写给驻英国公使郭嵩焘的信，对于他的大声呼吁，“常务副总理”文祥只是“目笑存之”，“廷臣会议皆不置可否”。而恭亲王虽然“亦以为然”，但是却担心“无人敢主持”。李鸿章还建议恭亲王，可以“乘间为两宫言之”，恭亲王说：“两宫亦不能定此大计。”

文祥的“目笑存之”是赞许和无奈，这位开明、睿智而且极为廉洁的高级干部，太了解官情、国情、社情了。不少西方人都记载下了他的改革思路：中国必须改，但必须稳步改，否则会事与愿违。而恭亲王与两官太后，更多地也是畏惧于仓促改革可能会再度激动民心，百姓久乱思治，这种涉及征地、拆迁、移坟乃至改变风水的“猛药”，再苦口，再有利，也可能会导致休克。大清国最怕的，就是休克后再也醒不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