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晚清的实践来看，中央化解改革积累的风险，多采取延迟甚至取消改革的办法。\暁?税_宅￠ ,更+欣~罪_全^但放弃具体的改革措施，并不意味着旧有的矛盾能得到解决，新旧矛盾越积越多，到最后终于积重难返。这也是选择循序渐进的改革的代价，如果选择剧烈的“休克”疗法，或许能彻底解决一些问题，也有可能就此昏死过去成了植物人。

【《中国经营报》记者】恭亲王与慈禧的关系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你如何定位？他们是中国传统的帝权与相权的博弈吗？他们之间的微妙关系又如何影响了清末改革的走向？

【雪珥】恭亲王与慈禧，就是政治搭档的关系，我将此称为“叔嫂共和”，其实就是“垂帘听政”与“亲王辅政”两种并存的特殊体制，一种特殊的“一国两制”。我们历来只强调了“垂帘听政”，却忽视了“亲王辅政”，这很容易导致对晚清政治运行机制的误判，以为慈禧太后可以一手遮天。/艘_艘_小^说￠惘′ *追?最^辛,章·劫.

恭亲王与慈禧太后之间，当然是有合作、有斗争。摩擦的存在，是古今中外任何一种合作模式必有的伴生品。1884年中法战争时，慈禧太后成功地将恭亲王罢免，但还是必须换上醇亲王负责“亲王辅政”，而不能只搞“垂帘听政”。

清代从多尔衮～孝庄太后的“叔嫂共和”之后，到了末代又出现三段：恭亲王～两宫太后、醇亲王～两宫太后、摄政王～隆裕太后。从权力制衡的角度说，这种“叔嫂共和”是最能有效防止亲贵篡权或外戚专权的制度设计。晚清五十年，三任皇帝几乎都是少不更事的年龄，而且内忧外患严峻，但朝局却没有出现大的波动，既没有出朱棣，也没有出武则天，纵观中国历史，这是相当不容易的。“叔嫂共和”这种创造性的权力制衡设计，确保了晚清的政局不因“叔嫂”之间的矛盾而发生大的动荡。\小`说^宅_ !吾~错′内.容?

【《中国经营报》记者】你的写作，有一个国内学者无法取代的优势，就是对大量海外史料的掌握。通过你对一些海外史料的钩沉，我们发现，清末的国际环境并没有那么险恶，而且西方列强似乎对中国的改革及改革者一直抱有某种期待，这是历史的真实吗？还是你娇枉过正的结果？当时的国际环境怎样影响了清末改革路线？

【雪鲜】并非我矫枉过正，而是历史本身已经被后世有意识地误读了。

晚清的国际形势，正如恭亲王等所分析的，只要自己处置得当，就很难出现列强“合而谋我”的局面。在恭亲王的年代，列强中除了俄国和日本，几乎没有哪个国家真正是对中国有领土野心的，当然，他们都在索取各自的利益。

后世总是批评恭亲王和李鸿章等的“以夷制夷”政策，但那些批评者似乎也没有能力回答：作为一个弱国兼大国，除此之外还能有别的更好的办法吗？除日俄两国之外，中国的稳定、富裕乃至逐渐强大，与列强的根本利益并没有冲突，甚至还有促进。这也是列强之所以在太平天国动乱时，决心援助大清政府，而非那位自称是耶稣弟弟的洪教主。可以说，恭亲王执政后，中国争取到了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第一轮改革开放（洋务运动）的三十年，就得益于这一时期的和平与均衡。

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恭亲王等的改革路线就是要成长为西方那样的强国，同时尽可能地保留自己“最具有先进性”的社会制度和文化。这与日本明治维新的思路是完全一致的。但区别在于，大清国能动用的中央权威资源，被迅速消耗，而日本却通过尊王攘夷等，强化了中央的权威资源，迅速将改革的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战斗力。

中国近代史固然充满了屈辱，但我们不能因此抹杀这其中的转机和相当程度的复兴。在甲午战争之前，清帝国的国际地位和威望是在不断上升的，在一些国际冲突中，清帝国似乎比后世的一些政权更具有亮剑的勇气。而即使那些屈辱的不平等条约，也几乎都是在清帝国血战之后或兵临城下之时被迫签订的，没有一个是为了内斗的需要而主动投怀送抱。民国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