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有长期打算，形势会非常恶劣。”他说。

吴春河通过一些关系，在台北一所中学为谢德灵另谋教职，那里的条件比台南这里好，谢本人很高兴。事到临头却发现有麻烦：谢德灵就学于国立暨南大学，该校抗战时曾迁校闽北，胜利后返迁上海。谢因家庭变故辍学，未曾毕业，他在台南可以教书，因为其父为校长世交，到台北就遇到困难。

吴春河说：“我来想办法。”

他通过大陆方面的关系，给谢德灵借来一张暨南大学毕业文凭，文凭上的毕业生为陈英杰，其身材、面貌与谢德灵有些接近。吴春河让谢德灵改了个名字，叫陈永吉，拿着这张毕业文凭去台北。闽南话里，“英杰”与“永吉”读音基本一样。

谢德灵顺利进了那所学校。

谢小组里的其他人员有两位留在台南，两个学生于第二年升学离开，另外一位从大陆来台任教的年轻老师返回大陆。小组里有四人先后被吴春河发展为党员，无论留下还是离开，都分别跟他保持直接联系，彼此间不再横向联络。吴春河让他们各自开展活动，在特定人群中结交朋友，物色人员，发展组织，要求非常谨慎，务必可靠，坚持单线联系以求安全。靠着一种审慎安排以及言传身教，吴春河发展的这一支地下组织悄然成长，基层组织布点于台岛多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