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佳金作了主要报告，指出“该书很有教益，为战役思维提供了有益的创造性的范例和正确的方向。”

谢佳金在报告结尾指出，“总的说来，这部著作略做修改后，能很正确地阐明战役法问题”，“看来是对这一伟大事业的第一个和极其宝贵的贡献”。(见《战争与革命》，1933年第1、2期合刊第113—118页。)——原编者注

如今我们在回顾上次战争中苏军进行的许多光辉的大纵深战役时，应该记住我们研究的30年代。正是在那时第一次研究并确定了大纵深战役的原则。当然，这只是开头，大纵深战役的初期构想远不是完美的，还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但是，已经有了开头，它为今后进一步发展我军战役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些已经是30年代后半期的事，当时我国已处于1937年事件和伟大卫国战争前夕的紧张局势之中。

30年代后半期，苏联军事理论在战争威胁日益临近、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爆发一系列战事的形势下发展着。这一阶段就其内容而言是复杂、矛盾、多变的。使红军经受艰难考验的个人迷信对这一阶段造成了消极影响。但是，即便是在这几年，我国军事理论也在继续完善和深化。

1936年，红军的改建和换装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当然，由于技术不断发展，得到改进的新式武器不断出现，永远不能认为这一进程已经完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