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这一工作反映了我国军事理论思想的蓬勃发展。从1925年至1940年，先后颁发了四个野战条令(1925年、1929年、1936年和1939年野战条令)。这些条令越来越全面地阐述了大纵深战斗样式，对我国军事理论发展的某一阶段进行了总结，从而鲜明地反映了军事理论发展的全部特点。

编写战役实施教材

编写关于战役实施的教材要复杂得多。之所以必需编写过去没有的教材，是因为大纵深战役具有新的特点，这种战役，是在地面和空中保持集中、统一的协同情况下使用多种作战力量的复杂系统。1934年，A．B．费多托夫根据叶戈罗夫元帅的指示，编写了战役实施教材草案，但是该草案未被总参谋部采纳。1936年夏末，又根据叶戈罗夫的要求编写了新的教材草案。任务很艰巨，但这一任务的合理性遭到了质疑。大纵深战役理论还处于发展过程，它还没有完善到可以作出定论的程度。此外，战役实施教材要以一定的战略构想、至少是战争初期的战略构想，以及对战役尔后发展基本方向的预测为基础。但是，这种复杂的、高层次的战略领域我们研究得很少。因此，教材草案仅对进行战役的技巧、战役保障和战役指挥进行了阐述。于是，写好的草案在1936年整个冬季都压在叶戈罗夫那里，随后更由于1937年事件放进了他的保险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