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他拿起话筒，毫无停顿，语气立刻变得甜蜜蜜的：格伦上校，太好了，全国都为你骄傲，这是全体美国人的重大时刻，我个人由衷地为你感到骄傲。他热情洋溢地讲了好几分钟，最后放下话筒，立即转向赛迪，好像根本没有什么打岔似的：“你这个杂种，总是这样对待我。你那个该死的杂志！”赛迪后来认为，记者很少能从自由世界的领导那儿得到这样的思想反馈，这同样是一条渠道，对他，对《时代》都是不错的。

任何一方面都是千方百计地利用另一方，互相操纵，赛迪在中间，两头受夹攻。这份差事需要的不仅是记者的才能，还需要外交官的技巧。赛迪不得不和两股强硬的势力谈判，他知道其中的分寸，为了《时代》，应该如何与肯尼迪讨价还价，为了肯尼迪，又如何与《时代》讨价还价。他很有能力，把自己一分为二。他是一个很出色的双料使者，他的工作很有成效，终于给他带来了好处，给他提供了非同一般的渠道。但是，在肯尼迪生命最后的年头，赛迪注意到，局面渐渐出现了变化，这种变化不是对该杂志的重要性的估价，也不是对其公正程度的认识，而是因为电视的介入改变了那个先前的等式。在华盛顿，报界的力量急速下降。电视提供了更加宽阔的渠道，它也获得了更加理想的渠道。全城的新闻记者都有同感，当肯尼迪允许电视进入记者招待会时，他们感到气愤，当他与三个广播公司的代表举行过去只有像阿瑟克罗克这样的报界巨人才能参加的谈话会时，甚为愤慨。对报界头面记者来说，还有什么能比坐在家里的电视机前和其他公民一样看电视更为屈辱的事呢？这类谈话会至关重要，它不仅越过了传统的新闻招待会的程序，更刺伤报界记者自尊心的是，这类谈话会更具有实质性的意义，是更能显露才智的讲坛。这类谈话会能够引人入胜地展现总统，在谈话会上总统可以谈到各种事件的侧面。旧的秩序正在改变，现在电视正在进入统治地位。1963年初，肯尼迪曾经问赛迪《生活》杂志景况如何。“噢，已今非昔比了。”赛迪回答道。肯尼迪问他症结何在。赛迪说道：“噢，我也不大清楚。广告锐减，一定是电视的原因。”对肯尼迪来说，此事是天平变化的又一个证据。对《生活》杂志来说则意味着痛苦；二十五年来，《生活》杂志的势力在华盛顿一直令人生畏，是全国范围内居于统治地位的刊物。人人都希望在《生活》上有一篇好的报道，可以好好地显示一下；艾森豪威尔的人将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照片扣了好几天，为的是让《生活》首先披露。过去一直都是这样，而眼下，它的权力在衰减，一个新的，更富有戏剧性的宣传媒介正在勃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