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确定了自己全年的安排；什么时候在华盛顿，什么时候去纽约，他每年都要上那儿看两个星期的戏，什么时候和海伦（Helen）一起举办每年两次的宴会，什么时候去缅因消夏，什么时候开始每年一度的欧洲之行。在他生命的后期，每逢大选之年，他就稍稍改变消夏安排，从缅因提前赶回华盛顿。他的赶回竟然不是为了报道全国代表大会，他无意于做历史如此直接的见证人，他提前回来仅仅因为华盛顿房子的电视效果比缅因的度假房子好得多。他生活的其他时间完全像一架不断重复而有节奏的机器。早晨定时起床，九点以前阅读所需报纸，然后从容不迫地写专栏文章。十二点半一辆黄色轿车从《邮报》驶来，带走稿件。然后他离开家到市政俱乐部进工作午餐。他的门徒赖斯顿曾戏谑地写了李普曼生活中唯一实在的艰难：这位哲人和纠缠不走的嘲鸟（mocking birds）之间的无休止的斗争，这些人打扰了他的工作，而他呢，既不愿意听他们的唠叨又不愿意伤害他们的感情。最后他堵住烟囱，让烟堵住他们的嗓子，才解决了这个微妙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