阵子，菲尔格雷厄姆认为药是他的，可另一个编辑说药是他的。）买下该杂志的头几个星期，他常常亲临报馆，不久，他就离得远远的，编辑们只当做是对他们的信任。一个月后，出现了猪湾事件（the Bay of Pigs），是由他在白宫内最好的朋友策划的。奥兹埃利奥特想，如此严重的事件，至少应该告知出版人，于是他打电话告诉他这个消息。埃利奥特说：“你最好回想一下艾克八年来的情况，想想哪一件事比这更糟糕。”

电话里一片沉寂，埃利奥特还以为电话出了毛病。过了一阵才听见格雷厄姆的声音，“我没放话筒，不过这是我第一次在开口前必须认真考虑考虑的……”他又停了一阵，最后说道：“没有，我想没有，不过在历史的长河中，这只是一件很小的事件。”所以《新闻周刊》对猪湾事件手下留情。

《华盛顿邮报》对猪湾事件也是低调门。艾森豪威尔执政期间，报界和国家安全领域的头面人物之间就有一种温情脉脉的友谊，一种在目标问题上的中和倾向和内外一致对敌的团结。肯尼迪执政后，情况更是如此。肯尼迪和格雷厄姆是同一代人，背景一样，态度相同，目标一致。他们频繁会面，互相信任。记者们在报道劳工争端或政治争端时能与任何微小的操纵势力划清界限，保持不偏不倚。但是，在国家安全的诱惑性号召面前，他们变得分外脆弱。做一个好公民。国家必须统一。这种号召和需要在华盛顿尤其盛行，政府是一个企业，在对付国外的买卖中，尤其在那些不公开的买卖中凛然不可侵犯。政府的规范在华盛顿格外神圣，孤立违章者的本领实在而真实。此地，新闻界的佼佼者和负责人与政府中的同类一起成长，他们曾在同样的学校读书。中央情报局特别留意研究那些出身名门并在华盛顿政府接见厅进进出出的影响最大的新闻记者，这些人的教养和前程本身表示出他们不会参与不体面的活动。作为社会的缩影，它显示出新闻界的社会弱点。再说，华盛顿城可以看做一个联合公司，菲尔格雷厄姆凭借他的权力基地，凭借他个人的活力和创造力，成为该公司的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