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对肯尼迪夫妇的兴趣极大，所以《新闻周刊》上层人物喜欢布拉德利的这个关系，杂志报道的最后定稿在星期五，届时，人人静候，直到最后布拉德利打来电话，告诉他们一位高级消息源所说的话，他不用提名，人人清楚此人是谁，他是总统本人。-k/u`n.l,u^n.o*i*l,s\.¨c·o+m·如果布拉德利说出了名字倒显出了冷漠。深入内幕，得到内幕消息能给人奇异的感觉。《新闻周刊》有了布拉德利就能打通关节：《新闻周刊》知道肯尼迪早餐的菜谱。肯尼迪在利用布拉德利，他的目的是建立联系《新闻周刊》的直接通道，布拉德利也在利用肯尼迪，与一位冉冉上升的政治家建立直接联系对他的事业有益而无害。同样，《新闻周刊》也在利用他俩的关系，目的就是缩小和《时代》杂志的差距。星移斗转，社会将进入另一个时代，那时，新闻记者将更严格地审视自己和自己的道德标准，那时，肯尼迪和格雷厄姆以及布拉德利的关系就会产生难堪和不安。（事实也确是如此，布拉德利写了一本有关那个时代的书，该书无益于他的名声，出版之时又正值理查德尼克松下台，而他的报纸又在中间起了很大的作用，他的朋友在解释他写书的目的时说，该书是为了告诫年轻的记者不要重蹈覆辙。-我^得￠书\城. !醉*新`章/结^庚¨薪`筷^）不过，当时《新闻周刊》的行政人员喜欢这种关系。他们有一种感觉：国家有了新的领导，新的工作风格。新的领导，新的风格有利于《新闻周刊》，而不利于《时代》杂志。

到1961年底，菲尔格雷厄姆已是病入膏肓的人了。抑郁期更加消沉、可怕，狂躁期更加狂乱，自制力越来越小。他清楚自己的病情，在生命的最后年月里，他三次进精神病院，两次都是自己提出来的。在忧郁的日子里，他日益频繁地告诉朋友自己所面对的选择：或者自杀，或者作为一个疯癫病人活下去。他在公共场合的举止越来越乖戾古怪。肯尼迪请他主持一次通讯卫星公司董事会，好好的会议竟让他与一位律师的拳头打断。他给约翰逊，也给肯尼迪打电话，无休止的高谈阔论。约翰逊一开始不知道他的病情，对他的讲话大为不解，问道：“菲尔怎么了，好像他变了个人。”随着病情的加重，格雷厄姆开始奚落约翰逊。“林登，你永远也成不了总统。”他说，“你这就到顶了。你只能是一名副总统。”约翰逊对自己新的形象尚缺乏可靠感，眼前格雷厄姆的冷酷大大伤害了他，他从此与格雷厄姆绝交。.幻\想\姬? !耕-新!醉^全!肯尼迪试图保持住他们的友谊。一次他将拇指和食指靠拢，对布拉德利说：“菲尔身上理性和非理性的界限正在消失。”格雷厄姆有时会迈着沉重的步子走过白宫的卫兵到肯尼迪的办公室。有一次他在电话上严斥肯尼迪，总统试图让他安静下来。但是，格雷厄姆吼道：“你是否明白在和谁说话？”“我明白，这不是我喜欢和尊敬的菲尔格雷厄姆。”肯尼迪回答。格雷厄姆在《邮报》上看见一幅照片，一个专栏作家陪同凯出席一次义演，作家本人清白无瑕，他却千方百计将他解雇；同时他自己的外遇却不断增加，行为有失检点。他奔波于欧洲，为《新闻周刊》招聘通讯记者，向人许诺提升和调动，最后，奥兹埃利奥特终于打电话告诉他，杂志完全乱了套，如果格雷厄姆再不住手，他不得不自己确定一位新编辑。“奥斯本，老伙计，”格雷厄姆回答说，“我爱你。”这样一来又完全解除了埃利奥特的武装。

在最后一年里，他一直打算解雇《邮报》编辑拉斯威金斯和总编辑阿尔弗兰德利，有一次，他恳求肯尼迪替他解雇威金斯。1962年至1963年，在纽约报界罢工期间，他插足其间，自任谈判人，大大触怒了其他出版商。不久，他又很快倾心于印刷工会领袖伯特鲍尔斯（Bert Powers），这更激怒了出版商们。他强迫弗兰德利出马写一篇鲍尔斯的报道，并许诺，如果文章中，鲍尔斯的楚楚动人的形象不像是格雷厄姆的看法，那他将为弗兰德利买一辆轿车。他对弗兰德利的文章并不完全满意，他自己起草了一篇有关罢工的社论。威金斯认为文章完全一边倒，拒绝见报，他对格雷厄姆说如果刊登这篇文章他就退出报纸。格雷厄姆收回文章，但从此以后他就将威金斯当做主要的出气筒，并做出安排准备把他撵走。格雷厄姆打算让弗兰德利取代威金斯（两人是密友）。弗兰德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