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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理是不错的，但皇上如此迫不及待恢复佛教的行为，却明显还是一种情绪在作怪，这一点大家肚子里都很清楚。

本朝佛教的一大特点，就是佛寺发达，僧尼众多，武宗时一炬毁废这一基础，遂使佛教元气大伤而不得不转寻轻便易行之道。此际再行恢复，光是重建寺院一端，财力上就不胜负担。宣宗诏命之初，就有一位进士孙樵上疏反对，中书门下也委婉地表示了不同意见。到了大中六年（公元852年）十二月，宰相们又再次奏言度僧不精之弊，终于使皇上开始修正这一策略。

其他举措，也无不带有这种情绪化的特点。

另外一项是恢复进士及第者的曲江宴集。宣宗特别重视进士及第之人，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皇上有其个人好恶也自有道理，但一定要恢复这种以浮华为事的“曲江大会”，就绝非俭德之君应有的态度。再比如刚即位的当年，宣布增复会昌时所减省的州县官员数目一事，更能显出宣宗的“不甘”心理。因为无论从哪个角度说，汰斥冗员总是一项善举，不能因为其出发点不正或效果不佳就遽为否定。宣宗的这项诏令虽然只增加了三百八十人，但其实质却仍不是基于改善吏治的一种修订，而完全属于鲜明的个人爱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