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主义大旗的时候，招商局从中央拿到了特殊的政策。先是江苏、浙江的漕米，然后扩展到长江中游地区的漕米，随后，“滇之铜斤，蜀之灯木，江、浙之采办官物，直、晋之贩粮，鄂茶、鄂盐”等，均被其垄断运输。而且，李鸿章不断地为招商局向中央伸手，要求提高运费，理由就是在“外商”的价格挤压下，经营亏损。

财政部（“户部，’）最后被逼急了，向中央提交了一份措辞严厉的报告，指责“招商局十余年来，不特本息不增，而官款、洋债，欠负累累，岂谋之不臧哉？”报告认为，招商局的问题在于“不得其人，出人之经，不能讲求撙节”，却将亏损归咎于诸如“海上用兵”（海战）之类的外部原因。报告要求，招商局“既拨有官款，又津贴以漕运水脚，减免于货税，其岁入岁出之款，即应官为稽察”，应责成南北洋大臣，将“现存江海轮若干只，码头儿处，委员商董衔名，及运脚支销，分别造报”，这是清产核资；“此后总办如非其人，原保大巨应即议处”，这是希望从国企企业千部任命的源头抓起。但是，这份报告连一星水花都没溅起。

招商局的经营，直到与外资的怡和、太古两家航运公司“订利益均享之约，始免互相倾挤，而其利渐著”。

一家打着国有旗号的行业垄断者，最后不得不靠与自己公开反对的外敌结为寡头同盟，才得以生存，却依然高喊着“利权”、“中华”等政治口号，纷飞的唾沫溅满了史册，一百年未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