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独自离开学校。南普陀就在校门外，三哥已经在庙后山上等我。他招呼我跟他一起坐在一块石条上，周围有香客来来去去，有走累的人歇脚，我们待在那边不引人注意。三哥拿一张旧报纸包一包花生糖让我吃，是他从乡下带来的。

“臭三哥。”我抱怨，“把人急死了！”

我迫不及待，问他那天是怎么逃的？大姐为什么没有一起跑？这些日子躲在哪里，一直藏在厦门吗？三哥告诉我，那天大姐冒死把他从狱中救出，他们清楚时间不多，得迅速离开厦门，越快越好。他们往海边跑，打算找船离岛，路上发觉军警调动，断定事情败露，大姐当机立断让司机掉转方向往山地躲。警察眨眼间跟了上来，大姐在一个隐蔽处急令停车，要三哥带赵副官和司机小陈立刻下车，借山林掩护潜往山下村庄，设法从那里离开。三哥他们不听，被她强行驱赶下车。他们下车后大姐自己驾车驶开，引走追兵，让三哥他们得以趁机潜离险地。当晚三哥他们从黄厝一带弄了条小船，冒险下海，为躲开追捕，从大担岛一带迂回，费尽千辛万苦才回到游击队。事后听说大姐牺牲在宪兵枪下，他们都悲痛万分。

“你怎么还敢回厦门！”我着急。

三哥在厦门被捕逃逸，特务还在四处抓他。此刻虽然风声稍平，再返厦门依然非常危险，但是他不能不设法再次潜入，因为有要紧事情找我，别人无法取代他，只有他才能让我相信。他找我的事情跟大哥和特务追的居然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