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要求的太多，盘剥太多。严刑峻法是治标不治本，最根本要从朝廷找原因，应当减轻对百姓的要求，减轻百姓的负担。如果所有的百姓都安居乐业，就不会有人去犯罪。应当从我开始做，我的要求就要降低减少，国家也要降低减少要求，轻徭薄赋。”想一想，到今天我们对待犯罪这样的社会问题，是不是都这么看待的？1300年之后，我们是否达到唐太宗的水准？唐太宗知道国家是个系统，各种因素互相影响，如果考虑到百姓的切身利益，政策在那样的生产力状况下，在那样的技术条件下，也能达到比较完美的状态。贞观四年的时候，全国人口不到300万户，也就只有200多万户，全国犯死刑的不过几十人，史书评价说那时候刑法快用不到了，因为犯罪率很低。在贞观时代即使是犯罪的人，信守诺言的素质也是很高的。贞观六年时有300多死囚，皇帝和大臣入秋最后一次看望死刑犯，是审判的最后一道程序。前面所有的大臣判完之后，皇帝要亲自过一遍。如果一个死刑犯在皇帝面前喊冤，这个案子必须从头再审，为的是防止法官判案不公。贞观六年的时候唐太宗到大理寺“入秋”，300多死刑犯没有一个人喊冤，大家都认为自己的案子法官的审判是公平的，自己没有受到不公平的待遇。皇帝觉得大理寺的法官很称职，在判案时能够秉公执法，皇帝很欣慰。于是皇帝和300多死刑犯有一个生死之约：给这些死刑犯放一年假，明年秋天再到监狱报到。每个死刑犯都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得到了将近一年的假期，这也就是我们现在常问的一个问题：如果你的生命还有一年，你将怎么样度过？唐太宗时代是300多死囚来回答的问题。第二年秋收过后，300多死囚全部到监狱报到。所有人都知道案子已经审判完毕就等待执行了，这一年就是生命的延续。如果逃跑有可能获得更长时间的延续，可是这些死刑犯没有用这样屈辱的方式来延长自己的生命。所有的人说话都是算数的，既然在皇帝面前立下保证，即使生命不再延续，也要回到监狱报到，所以300多死刑犯按时回到监狱，唐太宗下令这300多死刑犯全部免予刑事处分，释放回家。有些人不能理解，甚至不想理解，有些人说这一定是在做秀，因为我们今天看到太多做秀的场面，但唐太宗的这个“做秀”其实是很难的，300多死囚分布在全国各地，那时不能用电视跟踪录像，也没有干警跟踪，我们应该相信这300多死囚是生命的最后觉悟，在最后一刻觉悟到生命的价值，知道信守诺言比生命本身更重要。这样的事也只有发生在那个年代，后来可能真的很难发生了。除了考虑到犯罪人员自己的觉悟以外，更主要的应当是皇帝，他一定是认识到生命的价值，一定是觉得那道题很重要，即生命延长一年怎么做。这些死刑犯在最后一年体会到生命的价值，以皇帝为首的最高统治阶级让他们体会到生命是什么价值、生命应当如何珍视、这一年应当怎么办。没有最高当局这道题目的布置，300多死囚可能到最后也不能明白生命的价值何在。信守诺言表现了生命的最高价值，和唐朝统治者一开始在政策理念上就能注意到百姓是有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