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但他身边还有一个人，这就是詹姆斯巴雷特赖斯顿（James Barrett Reston）。他把全部明星记者收集到一个分社里，他觉得没事不报道比定期报道更好，偶尔突破一下每周的最大新闻报道也只是为了显示一下在他身边那些愈加出众的、跃跃欲试的小老虎们。他这样做是出于一种至善的情趣，而并无对报社的愤恨。他的新闻评论通常是简练而有力的，但他的专栏文章看起来有些感伤的成分，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为了平衡那些长期不平衡的势力，他似乎工作得相当艰难。

在50年代，没有人比他更为成功地去论述过有关美国国内的政治方针了。（有一次，当艾森豪威尔读了赖斯顿的一篇专栏文章后，愤然地说：“到底是谁使得赖斯顿这个苏格兰佬总是以为是他在告诉我们应该怎样来治理这个国家呢？”）他的几篇关于白宫警卫队从艾森豪威尔政府到肯尼迪政府的变化的文章，在各个阶层的美国人中的反映都非常好，他们认为这些文章思路清晰、富于想象力，是新闻评论的典范。这时，他已经把握住了新闻业的脉搏，并且有职有权又有路子，他才华横溢地驾驭着自己的讲坛，以求自己的道路更加宽广。他也像李普曼那样成了华盛顿具有象征性的人物。他并不是一个很有思想的人，在他对世界事务更深的认识上无不带有李普曼的烙印，但他的思想又深刻地影响着其他的采访记者，他是一个论述那些他们不得不涉及的材料的采访记者。对同辈来说，他的影响是深刻的。事实上这是一种涟漪效应：李普曼影响赖斯顿；赖斯顿递次地影响新闻界的上层人士；而这些新闻界的上层人士在华盛顿阐释各种问题时又从字里行间去递次地影响广大的传播对象。人人都说赖斯顿不错，甚至连国务院的上层人物也这样认为。其实这些人通常是蔑视他们这些新闻记者的，总认为他们是一帮粗俗的无赖之徒。赖斯顿热望新闻业更加神圣和美好，热望他的记者们文化水准更高，更严肃和庄重，希望他们把目标定得更高。他既要为新闻界的诸多事情操心，又要去想到使新闻业更加严肃、更少妄动；他既要偏重报道，又要记者们随时从重大问题着手。他感到有些信心不足，因此他常常告诫那些年轻的记者们：按照新闻本身要求真实性和鲜明性的特点，新闻报道应该知道怎样去首先报道那些富有爆炸性和喧嚣性的事件，而不应去报道那些玄妙而又含混不清，并且在社会中常常有过多重大变化的事件。他常常说：“我们报道的革命要比我们报道的渐进多。”另外，他为他的分社建立了高标准的伦理标准。而阿瑟克罗克却已经享有了那些在华盛顿社会可能发生的事情，他时常借《纽约时报》来宣传他的那些社交朋友。而赖斯顿却要严谨得多。他并不排斥朋友，他告诉年轻记者们，他们并不需要在华盛顿通过举办社交晚会来获取新闻。赖斯顿得以自豪之点在于：他到白宫去时随时都带了铅笔和笔记本。